1.家属的知情同意

2.激素治疗

3.未成年跨性别者

4.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开设国内首个跨性别儿童与青少年多学科门诊

5.国内的跨性别序列门诊

6.与跨性别者及其家属的沟通

家属的知情同意

胡桃：

一些跨性别者去泰国可能主要是因为家属知情同意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国内必须要亲属签字？

潘医生：

这是一方面。泰国的生殖器手术术前准备要求相对国内要低，成年后不需要家长知情，也没有国内要求的很多文件。

胡桃：

像国内这种，当然让亲属签字有自己的考量，有除去这个规定的可能性吗？比如对于成年人来说，完全由TA自己决定，不需要亲属签字就可以做手术的情况。

潘医生：

在跨性别者眼中，这规定似乎有点不合理，他们会说，我都成年了，为什么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能自己决定？

这样的心情其实我们很能理解，但国家的考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我觉得我能理解的一方面，孩子其实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可能认为自己转变的事情跟父母无关，但其实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父母必须承受他们的孩子从一个儿子变成了一个女儿或者反过来的事实，这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剧变。所以在做这样的决定之前，宜在一个家庭的环境中进行商量，给父母一些理解和接纳的过程，另外也可以跟父母沟通转变的合适时机，让父母共同参与和分担这件事情。

在理解的家庭氛围中实现转变，是转变后能恢复平稳顺利过渡的基本保障。否则一辈子都会面临家庭争执甚至分裂的隐患，对孩子的将来并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们也理解获取父母的理解与支持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的医疗内容中，也把父母宣教和陪伴作为一个重点环节去实施。

激素治疗

胡桃：

像您之前提到有70-80%是激素需求，那是说20-30%是没有开激素是吗？

潘医生：

对，有些人比如说初次看诊的，先了解一下医疗流程，也有些人是过来做一下心理支持，或者说父母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做一下家庭宣教等。

也有些人确实没有激素诉求，或者TA本身自己已经在用激素了，过来咨询下一步手术的事。

胡桃：

如果最后没有开激素的情况——TA已经经过多次诊疗，但最后没有给TA开激素，一般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潘医生：

有些是在用药前还没有做好足够准备，包括没有在精神科就诊，没有做充分的探讨，或者对激素的效果和风险没有完全了解，没有做全身的体检，家庭对治疗的情况也还不了解，以及需要做生育力保存但还没做等，这些我们都会建议做好准备以后再来开具处方。

还有一些情况是已经启动了治疗，但来诊者不需要我们处方，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剂型不是TA想要的，有些跨性别女性就想打雌二醇针剂等等，国内没有这种剂型，或者有些孩子自己有条件能够获取，那就没有开。

未成年跨性别者

胡桃：

有未成年人来看诊吗？

潘医生：

有。有些是自己来，有些是家长带着来的。因为性别焦虑一般在青春期就出现，这种焦虑往往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社交、甚至正常生活。为了了解自己，寻找缓解焦虑的方法， TA们就过来就诊。

胡桃：

像这种因为18岁以下不能做手术，如果TA们要求开激素也是可以开给TA们的吗？

潘医生：

我们内分泌治疗，会分阶段。

根据国际跨性别照护指南的指示，对于青春期性别焦虑的孩子，如果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仍难以缓解焦虑的话，16岁是可以接受激素治疗的最低年龄。

如果没到16岁，又很焦虑怎么办？我们也可以进行一种相对温和可逆的治疗方式，就是青春期阻断治疗，这种治疗相当于给青春期发育按下“暂停键”。在治疗过程中性征不再继续发育，但停药以后还可以按原来的程度达到发育完全，不产生不可逆的变化。

用这种方式的考虑是以防因为诊断不明确，或者青春期心智不成熟等等各方面影响判断，以免过早进行部分不可逆的治疗导致将来后悔。

胡桃：

青春期阻断剂是可以开给未成年人的。

潘医生：

对，当然这个也是要父母同意。

所有只要是未成年，激素治疗也好，青春期阻断治疗也好，要父母的书面同意才可以。

胡桃：

那像这种未成年人，父母同意TA接受这种青春阻断治疗的比例高吗？

潘医生：

对于未成年来说，其实跟激素治疗相比，父母更愿意让TA们接受青春期阻滞治疗，因为这毕竟是可逆的，就是说TA考虑发现还有后悔或有回转的可能的话，青春阻滞剂给TA一个反悔的机会。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开设国内首个

跨性别儿童与青少年多学科门诊

胡桃：

现在跨性别门诊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国内现在的进展大概是怎样的？

潘医生：

作为一个提供全方面综合治疗的跨性别门诊，在国内资源还比较少，在十年前跨性别者想找到合适的医疗帮助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多学科综合医疗团队，当初就是希望利用综合医院的优势，给跨性别者提供一种一站式而且友善的医疗服务。由于这种医疗资源还是比较稀缺，门诊开展以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跨性别者都来到门诊，我们现在每年接待超过1000名来诊者，每周设有4个跨性别专科门诊，基本上都是满号状态。

这几年，上海、广州、长沙等地方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公立医院的综合诊疗团队，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关注到这个群体，各自整合地方的医疗资源发挥力量，将来跨性别群体的医疗可及度会越来越高。

胡桃：

您的团队和上海去年成立的针对未成年人的门诊有沟通吗？或者说和那边的区别是什么？

潘医生：

你说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吗？他们成立的时候我也看到报道了。我觉得他们的举动很前沿，不仅是学科领域前沿，还是思想前沿。能够从官方的层面上支持和宣传这个业务，很不容易，毕竟在公立医院，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舆论争议风险。

我当时看到他们的官宣还是蛮触动的。但他们提到的青春期阻滞治疗，其实我们也很早就已经开展了。后来我们还跟他们在学术会上作过交流。

国内的跨性别序列门诊

胡桃：

您当时组建序列门诊的时候有遇到什么阻力吗？或者说北医三院是怎么看待跨性别门诊的？

潘医生：

在整形外科部门组建跨性别医疗，其实一直以来都得到了科室部门的支持，毕竟跨性别群体可能整形外科接触更多一些。包括我们的教科书当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相对容易受理解。

至于在医院层面，毕竟这样的业务短时间内还很难受大众所理解。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上，医院也需要考虑和平衡很多问题，包括可能引发的舆论风险等。尽管如此，医院也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至少我们的基本业务还是可以在医院的框架下正常运行；我们也需要给一些时间让社会和大环境去理解这个群体，理解我们的工作。

HENG：

像除了北医三院还有上海，我们全国现在大概有多少家医院可以做这种跨性别序列门诊，或者说其中的某一两项呢？

潘医生：

目前国内综合序列门诊的数量还很少，但具体到某个专业或诊疗环节，比如说诊断、手术等，那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医疗资源的。

精神科方面，我们一直在整理对性别不认同和性别焦虑方面友善和有经验的医生。目前也整理出来大约二三十家国内的精神科医院和相应的医生，这些在门诊的时候也会提供给需要的来诊者。

手术的话国内也有一些整形外科可以接纳性别重置手术，当然，总数也不超过10家，因为开展这个手术需要国家的性别重置手术技术的备案，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就是也不是很多地方都愿意做这样的手术项目。

至于激素治疗就更少，激素治疗就是在起步阶段。我们是首先展开激素治疗，现在也有些医院在做，但是还是很少，就能够对于跨性别者的需求来说还是真的是供不应求。

其它的一些环节，包括有个别的医疗机构可以进行嗓音训练或者声带手术等。

除了医疗，还有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心理照护等等，这些目前更是空白，目前仅在零星的一些社群服务里进行。

我们现在的序列医疗也包括到这一块，我们会专门设置一些岗位来做这个心理照护工作，但毕竟门诊时间很有限，还是供不应求。将来我们会考虑呼吁更多的社工力量加入到这个服务队伍中，给跨性别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心理健康照护。

与跨性别者及其家属的沟通

胡桃：

就您自己的接诊的经历而言，您是怎么处理医患关系，包括和来访者家长的沟通？

潘医生：

就诊的跨性别来访者，通常对团队的医生是比较信服的，我们也通常能在沟通中顺畅的探讨到能帮助TA们的医疗方案。

对于初次来访的家长，我们通常会先做一次详细的科普，这过程中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也是顺利的，尽管有些家长心情很焦虑，但也都能够理解你在说什么，通常也不会质疑，只是有可能没这么快接受，或者说还是处于一种比较低落的情绪当中，经常碰到聊着聊着忍不住声泪俱下的母亲，所以诊室桌子上都会常备纸巾。这些年表达出质疑甚至不友善的家长还是越来越少了，偶尔会碰上一些上来就用质疑的口吻问你：“潘医生，如果这个是你的孩子，你还会给TA吃药做手术鼓励TA变性吗？”这时我也会反问家长，“为什么您会觉得我会差别对待我的孩子和您的孩子？”

前几年甚至碰到一个更极端的家长，为了阻止我们给孩子治疗，隔三岔五反复的投诉，而且每次投诉的内容都会升级。比如说我们从事跨性别的医生是被西方思想蛊惑、毒害中国的青少年等等，当时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但虽然是这样，我们依然能够理解TA们，也并不以为家长是我们敌人，因为最终还是因为TA们不了解，而且他们本身也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所以，尽力用科普让TA们去逐渐理解，也希望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让自己也有所解脱，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既然选择了这些专业，这些情况就得有心理准备。

胡桃：

除了要面对医学的问题，您还处于这种要沟通亲子关系的窘境中。

潘医生：

是的，有时候真的是很困窘。因为在其它的医疗专业中，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就诊者和TA的家长会存在如此激烈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我们经常会夹在中间。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投诉，也是来自一位跨儿的家长，这位跨儿特别想做手术，手术需要家长在知情声明上签字，但TA的家长开始不同意，这位跨儿就一直拿死相逼反复磨TA的父母，最后父母无奈被迫签了字。后来母亲想想还是不甘心，于是想了一个办法，通过向医院投诉医生，企图给医生施压来阻止我们给孩子做手术。

这样的投诉弄得我们哭笑不得。医院收到类似的投诉多了，也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误解或顾虑，所以我们除了要应对家长，同时还要跟医院进行沟通作解释工作。

在下一篇文章中，采访将围绕柏林基金，医疗论坛，学术研究，未来展望，性别焦虑等主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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